中华中医昆仑王乐匋卷连载7
中华中医昆仑王乐匋卷连载7
7、天翻地覆新时期,执教杏坛结硕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国政府期间,受打击、受压制的中医药事业得以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有关方面的积极努力下,一度瘫痪的中医药教育事业得以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以1九五6年前后北京、成都、广州、上海4所中医学院的成立并开始招生为标志,中医药高等教育从呼声变成了现实。从此,中医药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毛主席对中医药事业做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导,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信心。当时寄寓绩溪的王乐匋,虽身处皖南一隅,也能体会到一种莫名的冲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俗语说机会总是钟情于有准备的人。1九五9年经过精心准备,安徽中医学院也正式成立了,学院成立之初,师资匮乏,亟需广纳贤才。
一九六零年八月,王乐匋凭仗在安徽中医界的较高威信,受组织安排,奉调安徽中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温病、中医诊断等课程,并担负伤寒、温病、诊断教研组组长。王乐匋教学之余,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丰富的管藏图书和文献资料,奋发读书。用王乐匋自己的话说,“调入安徽中医学院后,我读书扩大了范围,走向博览。博览的进程,使我积累了很多资料。看书有得,随手记下。为以后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也就是在进入高等院校后,王乐匋对清朝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作了更深的研究,吸收了吴鞠通、王孟英、柳宝诒等温病养阴和叶天士“讲求络病工夫”的学术思想和经验。将温病学家的经验用于医治内伤杂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王乐匋认为,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虽将温病分为9类,然按其性质,却不外温热与湿热两类,其中“护液”就是吴氏治温的中心。盖阳盛则阴衰,泻阳则阴得安其位,泻阳之有余,即补阴之不足。温病处理得当与不当,预后之良恶,也常以津液之存亡为准则,所谓“存得1分阴津,便有一分生理”。
另外,王乐匋对清人柳宝诒温中“助阴气以托余邪”的思想甚为首肯。王乐匋认为在阴气不充、邪机将退未退之时,只要汗便两畅,使邪机外出之路通达而不滞,便可专意养阴,断不可畏其留邪,而致贻误。可见,王乐匋将养阴与泄热在温病医治中的关系可谓理解得入木三分了。
在医治内伤杂病中,王乐匋对滋阴法的应用更是游刃有余。他在临床辨证论治进程中,全面地斟酌病人的阴阳盛衰及邪正消长情况,以?“调其阴阳,以平为期”的原则为指点,恰到好处地应用此法。
王乐匋应用滋阴法的特点有“辨脏腑而用药”、“妙借时病方剂”、“滋而不腻,药能消受”、“滋阴重在益肾”、“注意阴阳互根,气血同源”,“重在辨证,不为假象所惑”诸方面。
滋肾阴药经常使用熟地、干地黄、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楮实子等。育肝阴药经常使用白芍、干地黄、山萸肉等;养胃阴药经常使用北沙参、金石斛、肥玉竹等;养肺阴药经常使用南沙参、百合、麦冬等。(国医大师徐经世为新安王氏医学题辞)
吴鞠通所创之大定风珠,原治温病后期邪热伤阴,表现为身热不甚,但羁留不退,手足蠕动之阴虚动风之证。王乐匋藉其滋阴熄风之功,常用于医治辨证属于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虚风内动之内科疑问杂证,如震颤麻痹、小脑变性共济失调等神经系统疾病,取得了好的疗效。
滋阴药多为甘寒阴腻之品,对脾肾阳虚而痰湿内盛,胸闷食少,腹胀便溏者,一般不宜用之。王乐匋使用滋阴药都要验之于舌,如舌红少津者,则用之无碍。若舌苔或滑或腻,反应体内有湿浊,一般避用之。为使药物滋而不腻,药能消受,常配合疏气助运之品如青橘叶、川楝子、延胡索等,使其滋而不腻,静中有动。
肾为主水之脏,为一身阴阳之根本,五脏之阴均赖此以滋涵。王乐匋滋肾阴之方药用之较广,如滋肾以柔肝木,金水相生治肺阴不足,滋肾阴以助胃液等。
王乐匋使用滋阴法,十分强调张景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理。在阴虚而内热不重的情况下,尽量使用那些平补阴阳,静而能动的养阴药。如楮实子、女贞子、枸杞子、潼沙苑等。
王乐匋治病,讲求辨证准确,用药对证,特别是对一些疑似症状详加分析,不为假象所惑。如有些阴虚患,者每有四肢清冷之状。王乐匋认为,这是阳气不能达于四肢而至,但其本质还是阴虚,故用滋阴药无妨。
和络法是针对络虚、络瘀、络损等不同情况,通过养络、通络、弥络而使经脉得以和畅的一种治法。清朝叶天士对此法研究甚精,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反复论述“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之理,并创辛润通络虫蚁搜剔等治络方法,实开后世诸治法之一大法门。王乐匋在叶氏治络思想的启示下,临床中甚为“讲求络病工夫”,十分讲求治络以和畅血脉。
王乐匋认为,所谓络病,主要是指病位深邃、病程久长、临床上常表现出各种疼痛不已、徵瘕积聚、出血等症状特点的血分病。王乐匋应用采取“络少滋涵,治以养络”、“络脉瘀阻,通络搜络”、“络损血溢,治以弥络”等和络法,涉证甚广,医治胸痹、心悸、臌胀、积聚、胁痛、疝气、月经不调、痛经、乳癖、中风后遗症、痿痹、顽固性失眠、脑血栓、前列腺增生、颈椎病、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19六四年,先生参加了卫生部统编(2版)教材《温病学》和《中国医学史》的编写。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零年,王乐匋随安徽中医学院前往歙县大阜北岸参加开门办学,传道授业的同时积极参加临床,诊治病患,遭到当地大众一致好评。1九七零年至一九七6年又随安徽中医学院并入安徽医学院,坚持中医临床门诊,并担负中医系基础教研组组长,参加《中医临床手册》(2版)的编写和修订。
1九七6年王乐匋又随安徽中医学院恢复建院,前后在中医系担负中医基础理论、温病学教研组组长,中医文献研究室主任,主讲中医基础理论、温病学、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等课程。
1九七八年,王乐匋被评为副教授,并当选为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在已恢复高考的同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紧随其后,研究生导师的遴选工作在全国启动。王乐匋提升为安徽中医学院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于当年招收伤寒、温病、各家学说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在尔后的2十年里,王乐匋在伤寒、温病、医史文献和新安医学等专业方面培养了一大批硕士研究生。(年6月,王乐匋(前中)担负南京中医学院黄煌研究生硕士论文答辨委员会主席,与周仲瑛(前右二)、陈亦人(前左二)、孟景春(前左一)、张谷才(前右一)、丁光迪(后右一)等合影)
在指点研究生时,王乐匋先生鉴于研读《医宗金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自己多年研习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主讲《医宗金鉴》,有血有肉,深得学生称赞。
同时,鉴于目录学在治学中的重要性,王先生于一九8三年又利用业余时间为研究生主讲《中医文献目录学》。在沉重的教学、临床之余,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富成果。前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外感病的论文,如“谈张景岳对外感病的认识与发挥”、“柳宝诒对伏气温病的认识与发挥”、“吴鞠通温热病处理方法的探讨”等,在学术界影响甚远。
随着在学术界影响的日趋扩大,王乐匋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1九八零年应陕西中医学院之邀,担负温病学郭谦亨教授指点的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委员。同年又应邀赴远赴新疆自治区为温病讲习班讲授《温病条辨》。尔后又应湖南九嶷山学院之聘,前往讲学,并担负该院名誉教授,应南京中医学院之邀前往主持温病学专业和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论文答辩。
1九八5年受聘担负5版教材《温病学》副主编。次年,又医院校教育参考丛书《温病学》的副主编。
王乐匋是安徽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1九八零年,又被卫生部聘为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
已过“花甲”之年的王乐匋,有感于党的中医政策和对他的培养之情,积极向组织靠拢,并于一九八二年七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
1九八三年,王乐匋又奉命担负安徽中医学院学报部主任,他不顾年事已高,依然抖擞精神、怅然复命,甘为人梯,为他人做嫁衣裳。经过王先生的慧眼,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论文得以公然发表,流传后世,嘉惠后学。
1九八6年,王乐匋以其在中医领域的巨大学术成绩,提升为教授职务,成为安徽省第一批中医专业的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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