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手余华靠活着活着,在太平间长
余华
《活着》的前言中曾这样描述作家余华写这本书时的内心活动：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读者猜测，这是否说明，已经从业14年的余华决定“改邪归正”，“大发慈悲”地生产出一本温暖、和谐、美好的文学作品呢？
不怪读者小题大做，实在是这位作家8部短篇就写死了29位主要出场人物的丰功伟绩过于惊人，让人不得不谨慎对待。
可惜，彼时拿到小说的众人还不知道，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活着》高尚吗？
《活着》小说
正如余华自己所说的“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小说整体绝对是一部出类拔萃的现实文学作品。
故事背景完善广阔，人物设定真实多样，叙述手法独特前卫，尤其结尾，立意陡然拔高，当真是对应了外界称赞的那句“中国当代文学的巅峰之作”。
可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活着》所衍生出的惨烈，远远大于作者想给予读者的“高尚”。
年轻时的余华
主角福贵早年好赌气败光家产死了爹；
家道中落给娘买药，途中被抓当壮丁下落不明愁死了娘；
儿子兴致勃勃跑去给县长夫医院；
女儿生病没钱治变成了哑巴，最后生产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
老婆劳累一生得了软骨病，送走了两个孩子后也撒手人寰；
女婿带着孙子在干活，被两块石板夹死在了工地；
给生病的孙子煮豆子吃结果孙子被活活撑死。
人们不敢相信，生在阳光下，长在春风里的现代中国人能写出如此惨烈悲壮的小说。
“作者一定是上世纪一位不得志的读书人吧”，众人想“可能已经不在了吧”。
而就在人们认为作者是一位潦倒、偏执、穷苦、可怕的中年男人时，余华却在出现在了最新采访中，笑意满满的对自己做出评价：
“我心里还是认为我自己走在中国文学前列的，但是别人是不是承认我无所谓，反正已经有些人认为我不在了。”
年，随着一段采访在网络上再次走红，余华也再次广泛地出现在了普罗大众眼中。
经典神句层出不穷，日常采访包袱满满，这个一脸抖擞，甚至还有些皮的人，是余华？
随着网络媒介的迅速传播，人们知道了。
余华不仅还在，还是个货真价实“把快乐留给自己，将悲伤送给读者”的“出色喜剧人”。
余华做客《朗读者》
年，余华出生在浙江省，他的父母皆从事医学类工作，在普遍穷苦的中华大地上，余华的家境已经算是不错了。
因为工作调动，余华两岁时，全家不得不搬到了隶属嘉兴的小城市——海盐县。
小时候的余华很调皮，父母工作忙碌，没时间管教他和哥哥。
他常常闯祸，闯了祸怕挨打就偷偷藏起来，等到父亲来找他的时候会给出一个小小的信号，让人知道他在哪里。
如果父亲太忙了，没空来找他，他就只能藏了几个小时无果之后，自己再灰溜溜地回家。
余华
又因为父母工作的特殊性，让他连“装病”这样的小权利都没有了。
或许，余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为了逃避惩罚和家务，说谎自己肚子疼被父母强行割掉阑尾的作家吧。
对余华来说，这段经历反而是能常常拿出来任人调侃的幼年囧事。
毕竟，他可是小小年纪便与人间最悲苦的地方打上交道的孩子了。
为了工作方便，医院里，于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脸严肃全副武装的医生正在小心翼翼地为病人动手术，无人看守的手术室却突然闯进来了两个半大不小的调皮小子，这看看那摸摸，让手术台上的医生气红了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手术室
随着屋内一声中气十足的“滚”字崩出，两个小男孩狼狈地从手术室里逃了出来。
是“逃”，那小脸上的笑容却是象征着再一次恶作剧的成功。
从小到大，余华一直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他来说，在医院的生活并不如很多人臆想的那样可怕。
相反，医院的环境，甚至福尔马林和消毒液的气息他也很喜欢。
有人说，医院的墙承受了世上最多的眼泪和祈祷，在这个每日每夜都在忙碌的地方，却总是有一种阴暗的静谧，那是阳光晒不进去的昏暗与阴翳。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想象一个不过七八岁的小男孩，能在太平间的小台子上睡得香甜。
医院
南方的夏天是太阳出游的好时机，巨大火球的炙烤让人们的汗水还未从身上滴落便挥发成气，紫外线的过度闪耀让街上的陈列物远远看去都是一副摇晃的图景。
这样的天气无疑是余华最讨厌的，因为他常常看到自己午睡时被热醒后，简陋的草席子已经把他的人像，完完整整地“扣”了下来。
直到有一天，他在太平间放置去世之人遗体的水泥台上睡了一觉，令他往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依旧念念不忘。
“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许多年后，当余华读完海涅的这首诗后，突然为那日的舒适找到了最适合它的诗句。
没错，舒适。
年轻时的余华
在无数人认为其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极尽可怕之时，他却用了“没有恐惧”医院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区分各种各样的哭声。”
这样的声音常常把还在睡梦中的余华吵醒。
医院铺天盖地的负面情绪有时让一个健康的大人都不能承受，夜晚被吵醒的余华却能在吞噬生命的黑暗中分析哭泣的不同意义。
这对他早年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余华家族中并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文学大家，甚至他自己最初也不过就是一个在没有营业执照的牙科诊所拔牙的小医生。
余华
余华不愿意学习，甚至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学校环境也不是很好。
他常常在操场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连上下课的铃声都分不清楚。
那时的他不过十六七岁，本就处在三观组成的重要阶段，却缺少正确的引导。
直到没有在学校学习到任何知识的他参加高考失利，被分去牙科诊所后，余华才隐隐感觉自己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难道我的一生，就这么被定型了吗？”
他站在牙科诊所的窗户内，很羡慕县文化馆里那群无所事事的人，每天只在街上逛一逛就能拿到不菲的薪资。
他开始拿起笔，写小说。
余华接受采访以及他的手稿
当然，县文化馆是人人都梦想去的地方，但是只有余华付诸了行动。
每天都在“全世界最没风景的地方”，用简陋的工具，拔出一颗颗烂到根子里的牙齿，余华的心里，从一开始的抗拒，逐渐心无波澜。
拔了五年牙，他的小说逐渐成型，当初看了两页杂志便开始动笔的豪心壮志被现实打击的支离破碎。
他明白，要想从那些被约稿的作家手中“抢一杯羹”，自己交出的稿件，是要比他们优秀得多的作品。
从一开始就往国家级的报刊寄送稿件的自信，到层层降级往小报社广撒网的谨慎，在邮递员往他们家院墙内扔退稿的“砰砰”声中，他逐渐开始沉淀下来，耐心打磨作品。
终于，《北京文学》的电话打来了。
《北京文学》杂志
实际上，《北京文学》在当时浩如烟海的报刊杂志社中并不起眼，但是贵在慧眼识珠。
至今为止，《北京文学》被公认的一大功绩就是发掘出了余华这样优秀的青年作家。
当时的电话依旧需要各地电话台的层层转接才能到当事人手上，于是编辑周雁如从早上上班一直到晚上下班，才联系上了余华。
此时的余华内心十分忐忑，他其实已经隐隐猜到了从北京打来的这通电话关系着他日后的文学之路是否能真正开启，毕竟他的家中，并没有北京的亲戚。
果然，周雁如激动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她告诉余华，他寄去的三篇作品都可以发表，但是有一篇得修改，需要他前往北京改稿。
余华
撂下电话的余华内心激动不可言表，但是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只是默默请了假，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与编辑见面的过程很顺利，就是余华的情绪过于激动。
听到编辑说“小说结尾不太光明，需要小修”的评价，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你只要给我发表，我从头到尾都可以给你光明！”
当时的情景，余华至今记忆犹新，可想而知其喜悦的心情。
令《北京文学》的编辑们感觉没有选错人是在第二天，平日里某些作者需要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才能修改好的片段，余华只用了一天，就完成了。
欣喜自己慧眼识英才的编辑们于是欣慰表示：
“去玩吧，费用给你报销！”
上世纪的北京
从未出过远门的余华开始了光明正大公费游玩的旅程，彼时一个月工资不过40块钱的他，除去已经被解决的吃住问题，每天还能拿到两块钱的补助。
那可是年的每天两块钱。
终于到了玩无可玩的地步，余华兜里揣着八九十块钱，志得意满地回到了海盐。
回到家乡的余华受到了乡亲父老、街坊领导最高级别的欢迎，随着小说顺利发表，他也顺利地被调入了海盐县文化馆工作。
现在的海盐县
上班第一天，余华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到了工作地点才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到的，这让他满意地感叹：
“来对了。”
这时的余华其实已经处于“半躺平”的状态了，但是正如其日后在采访中所说：
“我努力地写作，在我同龄的朋友们还在打扑克、玩闹的时候，我自己辛辛苦苦的在书桌前写作，不就是为了过上一种没有闹钟的生活吗。”
可惜，这种没有闹钟的生活，往往象征着整天都会被闹钟占据的生活即将到来。
余华是一个很懒的人，为了进入县文化馆，他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填满。
但是，当他在文学上稍取得一些成就之后，便不得不“被勤劳”起来。
余华参加活动
尤其《活着》出版后，余华的声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被稳稳奠定，可以说，他至今仍可以靠《活着》活着。
可是，彼时的文学界却并不和谐，不同于曾经良性的竞争，余华、莫言等一系列颇有天分的青年作家受到的打击甚多，想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种土豆的人更是不在少数。
幸运的是，他们被一群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保护了起来，尤其是巴金老先生，余华在日后曾数次提及此事，满目感激。
待到此间一系列作家成长起来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网络文学的崛起。
余华
余华曾在他的随笔中直言，他对日益繁盛的网络文学是有些担心的。
这种担心并不是对文学繁盛的担心，而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纸张在作家的生命中逐渐消失，是否意味着，他们这群老牌作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版权、稿费、出版等曾经不被讨论的问题成为了重点，在余华看来，一些网络文学是不合格的，甚至有些幼稚的。
但是，那些不甚成熟的作品依旧可以让他这样一位读川端康成启蒙的作家深陷其中，他直言：
“如果说文学虚构的世界仅仅是天空的话，那么网络虚拟的世界完全成了天空和大地的组合。”
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沉迷带给他的正向作用是明显的。
余华采访花絮
已经62岁的老先生在腾讯的采访中如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对他们的收费问题调侃抱怨，在谈及世界体育名将时侃侃而谈，在解释网络热词时，更是手到擒来。
这也是在这么多作家中，余华出圈程度最高的原因之一吧。
上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文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黄金期，余华、莫言、苏童、格非、苏甘露等青年作家纷纷涌现，他们的作品文风极其独特，用自己的手段将现代文学送上了巅峰。
他们以成人之身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界点，经历的，却远远不止两个时代。
他们的文学作品多以年后的中国为背景展开，为当代中国人讲述了一个个与如今截然不同的故事。
余华是连接两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余华
在他眼中，《活着》是高尚的，《在细雨中呼喊》是不算苦的，《文城》是熬了20年因为病情封印在家不得不写完的。
他可以面不改色的说“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最大的不同是，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
他也曾在众多作家做客的活动上控制不住笑的讲述史铁生坐着轮椅守门的趣事。
甚至让他为自己的《活着》打分，他的9.4分让人们摸不着头脑时，他让大家去问问豆瓣，那0.6分去哪了。
余华在接受腾讯体育采访
余华因“喜剧人”标签的再度爆红正证明了人们对悲剧的接受程度远远小于喜剧，这样的真性情正是现代作家正在逐渐消失的特征。
但是谁又知道呢。
毕竟余华先生自己都曾说过：
“作家采访中80%的话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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