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从自称ld

·独家评论·

从自称“中国”到纳入“正统”

——中国正史中的《金史》

程妮娜

[作者简介]程妮娜，年、年在吉林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日本筑波大学、东京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做访问学者、合作研究；现为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曾兼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辽金史、东北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中国地方史论》《古代东北民族地方建置史》等。

摘要

金朝修史始于女真人记录先祖的历史。金初，女真贵族利用新创制的女真文字记录本族口耳相传的祖宗事迹，首开进入中原的北族王朝不以先祖比附华夏炎黄二帝的先河。金熙宗、海陵改革后，号称“中国”，自视“正统”，承中国王朝传统纂修实录。在金朝十部实录中，除了七位实位女真帝王外，还有一部《祖宗实录》、两部皇帝之父的实录，为元朝史臣打破传统正史体例、依据金实录特点创立《世纪》《世纪补》提供了重要史源。金朝灭亡后，“国亡史作”，金朝遗民元好问、王鹗、刘祁等人以治史为己任，有意识地搜集资料，记录所闻所见之事，为晚金史的纂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金元“正统观”一脉相承，从元世祖中统二年（）设立翰林国史院，诏修《金史》，到顺帝至正四年（）修成《金史》，前后历时八十余载。蒙元历朝修《金史》，皆是传统的纪传体正史；《金史》被纳入中国正史，标志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被纳入中国正统王朝的体系。由于蒙元时局变化，政治动乱频发，致使《金史》纂修迁延八十余年。然而，元末杨维桢在《正统辨》中却认为，辽、宋、金三史纂修长期迁延，皆因正统之议未决；之后，又有明儒齐声附和，从而使这一看法流传数百年，至今几成定论。实际上，在元中后期，尤其是顺帝朝开局修史之时，“正统”之辨才在朝廷中产生较大影响。从最后由三史都总裁官脱脱自行确定三史各承正统看，此事并没有惊动蒙古皇帝。在元朝蒙古君臣看来，作为北族王朝的辽、金与宋同样具有正统地位；蒙元统一南北王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承正统地位。《金史》修成后，被后世誉为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尽管如此，书中仍然存在诸多疏漏错误。文人学者自清朝施国祁以来，诸家多有校勘，一直持续至今日。《金史》自元至正五年（）刊布到民国，前后有七个刻本；其中，百衲本以版本精善、校勘审慎为业内所称道。

关键词

《金史》史源正统之辨版本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立国近一百二十年，与南宋划淮而治九十余年，号称“中国”，自视“正统”。蒙古灭金后，“国亡史作”，从金朝遗民以治史为己任，到元朝官修《金史》完成，历时百余年，成为中国正史的组成部分。自元末杨维桢《正统辨》以来，认为包括《金史》在内的三史（辽、宋）纂修迁延数十年的主要原因是“正统”之议未决，这几成定论。然而，梳理史籍相关记载发现，此说有夸大之嫌，不可不辨。又，《金史》在辽、宋、金三史之中有“独为最善”之誉。《金史》的优长与疏误，不仅与元朝史官编纂有关，与《金史》的史源有关，还与刊刻有关，现行《金史》更与历代版本变迁和校勘息息相关。

一金朝修史与著述

金朝修史始于女真人记录先祖的历史。女真原无文字，金朝建立四年后的太祖天辅三年（），完颜希尹、叶鲁承旨创制的女真字颁行。这年，完颜宗翰往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部族世次、旧俗法度，开始用女真字记录本族口耳相传的祖宗事迹。太宗天会六年（）诏：“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完颜勖与耶律迪越掌修史之事。熙宗天会十五年（）十二月，“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天眷二年（）始设国史院，掌监修国史事，史官有女真人、汉人、契丹人。皇统六年（），设著作局，掌编修日历，以学士院兼领之。海陵天德年间，设立记注院掌记女真皇帝的言、动；设修起居注，多由他官兼之。金朝修史机构仿照中原王朝制度而设立，史官集团由多民族构成，这对金朝修史体例与风格有重要影响。

金熙宗、海陵改革后，号称“中国”，自视“正统”，承中国王朝传统纂修实录。金朝共修成十部实录，首部为《祖宗实录》，熙宗皇统元年（）修成，完颜勗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其后，金朝九代帝王修成七部实录：《太祖实录》二十卷，皇统八年（）进；《太宗实录》卷帙失载，世宗大定七年（）进；《熙宗实录》卷帙失载，大定二十年（）进；《海陵庶人实录》卷帙失载，修成时间不明；《世宗实录》卷帙失载，明昌四年（）进；《章宗实录》一百卷，宣宗兴定四年（）进；《宣宗实录》卷帙失载，哀宗正大五年（）进。末代哀宗国亡，无修实录。只有第七代皇帝卫绍王的实录虽宣宗命人纂修，但未修成。另外，还有两部实录是为追尊帝号的帝王之父修撰的：《睿宗实录》十卷，其为世宗之父宗辅，大定十一年（）进；《显宗实录》十八卷，其为章宗之父允恭，泰和三年（）进。从赵秉文《进呈章宗皇帝实录表》目录看，实录不仅记录了章宗的事迹，还记载了章宗朝“良将之远筹，贤相之婉画，所表忠臣节妇，所举异行茂才，本兵舆赋之繁，生齿版图之数，所宜具载，以示方来”。这当是金朝实录的基本体例。十部实录是元修《金史》最重要的史源，实录的特点也直接关系到《金史》本纪的体例。

有金一代出版和流传许多官修、私撰的书籍，鉴于《金史》无《艺文志》，清黄虞稷、杭世骏、龚显曾、郑文焯、倪灿、金门诏、钱大昕等人分别补纂了《金史·艺文志》，按照经、史、子、集进行整理，仅钱大昕收集的数量就达两百多种。其中，完颜勖《女直郡望姓氏谱》、杨廷秀《四朝圣训》、史公奕《大定遗训》、杨云翼校《大金礼仪》、张暐《大金集礼》《续集礼》、赵知微《重修大明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李纯甫《故人外传》、杨奂《天兴近鉴》，以及《元勋传》《泰和律义》《士民须知》《金纂修杂录》《金初州郡志》《正隆郡志》等，皆为元修《金史》的重要史源。

金朝灭亡后，遗民中的一些士大夫“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制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字裕之，曾任国史院编修官，以著作自任,认为金朝“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今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巨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繄金石是赖”，又“藉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著有《壬辰杂编》《遗山文集》《中州集》《南冠录》《金源君臣言行录》《续夷坚志》等。刘祁（—），字京叔，其以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著有《归潜志》。王鹗（—），字百一，金哀宗天兴二年（）六月为避蒙古兵锋逃至蔡州，王鹗时在蔡州，三年（）正月蔡州城破，金亡。王鹗“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计一百七事……庶几它日为史官采择”。《四库全书总目》称《汝南遗事》“随日编载，有纲有目”，记录了哀宗在蔡州时君臣言行、军政大事等。元朝史官编纂《金史》时，对元好问、刘祁、王鹗的著作“多本其所著云”，尤其是“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金史》哀宗本纪等“皆全采用之”。

二“正统之辨”与蒙元纂修《金史》

蒙元编纂《金史》，始于世祖中统二年（）,直到元顺帝至正四年（）《金史》修成，历时八十余年。

早在忽必烈在藩邸时，府内汉人刘秉忠就提出修史建议：“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二年（）七月，设立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金实録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请修辽、金二史，广泛采访金朝遗事。至元元年（），参知政事商挺“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为之”。这期间，王鹗“举李冶及李昶、王盘、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髙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鳞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道（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举，凡前金遗老及当时鸿儒捜括殆尽矣”。《金史》的编纂由王鹗实际负责，《玉堂嘉话》卷八保存了这部《金史》的目录：帝纪九，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实録阙）、宣宗、哀宗（实録阙）。志书七，天文（五行附）、地理（边境附）、礼乐（郊祀附）、刑法、食货（交钞附）、百官（选举附）、兵卫（世袭附）。列传（旧《实録》三品已上入传，今拟人物英伟勋业可称，不限品从），忠义、隠逸（高士附）、儒行、文艺、列女、方技、逆臣（忽沙虎）。为补卫绍王事迹，王鹗于中统三年（）就开始在金朝遗老中搜集资料，采摭卫绍王时诏令，从故金部令史窦祥得旧事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章宗实录》详其前事，《宣宗实录》详其后事，使卫绍王朝事迹得其梗概。

从刘秉忠、王鹗等人建议忽必烈纂修辽金二史，忽必烈以翰林国史院掌修辽金二史来看，无论是刘秉忠、王鹗等金朝遗民还是蒙古皇帝忽必烈，都是以金朝作为正统王朝，即使从王鹗所作的《金史》目录看，其纂修义例也是一部传统的纪传体正史。它出自金朝遗民之手，符合金末蒙元初统治者和北方文人的正统观。王鹗为金哀宗正大元年（）进士第一甲第一名，授应奉翰林文字，其时被誉为“金士巨擘”的赵秉文任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元好问亦在国史院，三人相识，史观相同。赵秉文秉持的华夷史观概括而言有二：一是“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二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元好问视金朝为中州、中国，作《中州集》，收入女真、汉、契丹、渤海等各族文人诗作。由宋入元的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在阐释元好问的华夷观时曰：“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王鹗推荐修史的郝经亦主张，“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足见金后期及金遗民中的史官与士人比较普遍地认为金朝是中国，是正统王朝。关于金朝在历代王朝更替体系中的位置，有人主张如章宗在关于金朝德运之争的最后敕旨所言：“皇朝灭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絶，我乘其后；赵构假息江表，与晋司马睿何异？”即金朝承北宋为正统。也有人主张如金亡之年燕人修端在《辩辽宋金正统》所言，以辽金为北朝，以宋太祖受周禅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这种正统观由金朝遗民带入蒙元，成为元代最有影响的正统观之一，在元朝历次修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世祖至元五年（），王鹗致仕，王鹗等人纂修的《金史》虽基本成型，但未能最后完成。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后，世祖虽纳言命史官修辽、宋、金史，然“混一天下之初，朝廷之制度未定，草野之创夷未瘳”，“时未遑也”。仁宗、英宗朝多次议修三史，文宗“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然“三朝之史，累有明诏，虽设史官而未遑成书”。自成宗“大德末年以来，国家多故，于兹事有倡之而无和者”，纂修辽宋金三史仅是国史院的附属工作，迟迟未能设局真正全面展开纂修三史的工作。从史籍记载看，元代朝廷历次议修前朝史均为辽、金、宋三史并列，未曾出现纂修宋史附辽、金二史的说法。但是，元朝中后期，在史官与士人中开始出现正统论与修史义例之争。日本学者古松崇志认为，在元朝普及朱子学教育之后，延佑年间朝官、史官中才开始出现正统之议。所言甚是。文宗时，已离开国史院的虞集，“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对于如何确定三史义例，虞集认为，“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虞集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曾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对自元初以来国史院纂修三史的义例与修史的状况比较了解，他没有主张更改以往的修史义例，独尊宋为正统，而是主张辽、宋、金各修其史。从得到众人的赞同，后为脱脱采用看，这应符合元朝主流的正统观。

元顺帝时再次议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分史置局，纂修成书”，“敕宰臣选官分撰辽、宋、金史”。《金史》总裁官为御史大夫怗睦尔达世、中书平章政事贺惟一、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治书侍御史李好文、礼部尚书王沂、崇文太监杨宗瑞等人，以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沙剌班、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副使王理、翰林待制伯颜、国子博士费著、秘书监著作郎赵时敏、太常博士商企翁为史官，全面展开《金史》的纂修工作。然而，文宗以来关于修三史体例的议论，在顺帝朝开局修史时，史官们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主宋者曰宋正统也，主金者曰金正统也”，“或谓本朝不承金，则太祖、太宗非正统矣”。周以立上书曰：“辽与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虽不论可也。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王理则推金蒙之际修端之言，作《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此时虞集尚在世，他所主张的辽、宋、金“三家各为书”的看法也应是其中一派观点。由于众人议论不决，于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金史》被纳入中国正史，标志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被纳入中国正统王朝的体系。

这次“正统之争”是蒙元修辽、金、宋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次争论，但与金章宗朝历时十年君臣几次共议德运相比，脱脱以三史都总裁官之身份便可确定三史各为正统，显然此事并没有惊动蒙古皇帝。这一决定，也符合顺帝诏书中命“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旨意。在元朝蒙古君臣看来，作为北族王朝的辽、金与宋同样具有正统地位，蒙元统一南北王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承正统地位。可以说，自元世祖开始修辽、金史，到灭南宋后分修辽、金、宋史以来，直到元顺帝最后修成辽、金、宋三史，元朝历代皆秉承辽、金、宋各为正统的观念，开展纂修前朝史的工作，虽后期异议渐多，修史义例却未尝有变，一些汉族儒臣以宋为正、辽金为闰的正统观并没有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周以立的曾孙周叙说，虽然总裁官欧阳玄、揭傒斯深是之，但“不得不任其责，但在当时局于势，有不能耳”。杨维桢在辽、金二史修成之后上表《正统辨》，开篇曰：“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直言正统之议并未影响三史成书，故“谨撰三史正统辨”，强烈主张元当承南宋之统，极力排斥辽、金。其中又曰，自世祖到“延佑、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三史正统之议未决乎？”这当是杨氏夸大正统之辨的重要性，将其推论为三史长期拖延未修成的主要原因。其后，杨维桢编《东维子集》不收此文，可能是因《正统辨》一文被“司选曹者,顾以流言”弃之。清人论此事时认为，“盖已自悟其谬而削之”。明代“华夷之辨”盛行，杨维桢的《正统辨》受到推崇，杨氏关于三史拖延不成书是由于正统之议未决的推论，受到明儒的齐声附和，如明人彭大翼曰：“元世祖立国史院，首命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辽、金、宋三史，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明儒将杨维桢的推论进一步发展为定论，明清以来古今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正统之议未决”是辽、宋、金三史直到元末才修成的原因。这是一个误解。

此次纂修《金史》，当以元世祖时王鹗所修《金史》初稿为底本，加上延佑、至治、天历年间又做了一定的修史工作，故《金史》纂修有较好的基础。为广泛搜集撰史所需材料，顺帝“修三史诏”曰：“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这是在元朝境内官方一次最大规模、最广泛地搜集修史材料的行动，应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材料。苏天爵作《三史质疑》寄给新上任的总裁官欧阳玄，其中曰：“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但缺少《太宗实录》《熙宗实录》，“不知张侯收图籍时，太宗、熙宗之史何以独见遗也”。然前举王恽《玉堂嘉话》所载王鹗《金史》目录仅注阙卫绍王、哀宗实录，说明王鹗修《金史》时尚有太宗、熙宗实录。史馆存有的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或为王鹗据实录所撰写。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金代部分有著录《太宗实录》，但不见《熙宗实录》，至少明代尚存《金太宗实录》。苏天爵所言是他本人未见，还是史馆不存，尚待考。如此时缺少《熙宗实录》，对撰写熙宗朝部分人物传记和制度会有一定影响。在撰写过程中，总裁官张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欧阳玄“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议论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用时一年半有余，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书成，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呈《进金史表》，此时脱脱虽已辞职，但仍以脱脱为纂修《金史》的都总裁官。

三被誉为“善史”的优长与疏误

《金史》修成之后，受到后人的好评。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金史”条云：“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四库馆臣称赞《金史》：“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施国祁《金史详校》曰：“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舆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伪谬。”赵翼认为，《金史》修撰得益于金代实录本自详慎，宣、哀以后诸将传记，多本之元好问、刘祁二书，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王鹗所作《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之易藉手也”，“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每一大事以主其事者详叙之，“有纲有纪，条理井然”，不至枝蔓，“最得史法”。

《金史》的纂修体例法《史记》《汉书》《新唐书》，则又有不同。（1）汉唐唯以实位帝王入本纪，《金史》则打破成规，为女真历代祖先作《世纪》，为几位被尊奉帝号的皇帝之父作《世纪补》。此源于金代修有《祖宗实录》，记录建国前自始祖以下十帝事迹，《睿宗实录》《显宗实录》分别记录世宗父、章宗父的事迹。金代还有两位有帝号未修实录者，一是熙宗父亲徽宗宗峻，二是海陵父亲德宗宗干，然《世纪补》唯独不收宗干，有违体例。另外，《世纪》中直言：“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首开进入中原的北族王朝不以先祖比附华夏炎黄二帝的先河，颇显女真民族之自信。（2）新创《交聘表》。金朝南与宋对峙，西北与夏为邻，东南高丽国称臣于金朝。《交聘表》将金与宋、夏交聘往来和金与高丽封贡往来并列，金与周边诸国的交往关系一目了然。若以金与诸国的双方关系而论，未能体现交聘国与封贡国的差异，略有不妥。（3）《金史》中保留一定的女真语词汇。书末附《金国语解》，以汉字注音的形式将女真语的基本词汇保留下来。元朝史官云：“《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阙焉。”赵翼曰：“《金史》有《国语解》一卷，译出女真语，令人易解。”对了解金代女真社会生活弥足珍贵。女真文字资料得以保存，这与元朝国史馆有多民族史官共同修史有关。（4）阙《艺文志》。元朝史官曰：“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官、私著作虽不能与宋相比，但也有一定数量的著作行世流传，清代黄虞稷、杭世骏、龚显曾、郑文焯、倪灿、金门诏、钱大昕等人补撰《艺文志》，得书二百余种。未作《艺文志》，实为元朝史官之责。

《金史》虽被后世称道，誉为“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同样存在诸多疏漏错误。清人施国祁用二十余年读《金史》几十遍，著《金史详校》十卷，指出“其病有三：一曰总裁失检，凡七科。一曰纂修纰缪，凡六科。一曰写刊错误，凡七科”。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诸史拾遗》《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以及近百年学人校勘《金史》的成果不可谓不多，其主要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端：

其一，重要的史事有缺漏。《金史》诸志中，《选举志》《礼志》较为翔实，《百官志》《兵志》缺漏较多。例如，《百官志》没有从金代官制流变的角度进行梳理和记载，仅以海陵“正隆官制”为主，对之前的金初汉地枢密院、熙宗“天眷官制”，以及之后的九路提刑司、金末行省制度等重要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又如，“列传”中，金朝初年人物传记以女真宗室军将为主，而为他族官员尤其是从事政务的官员立传较少，如太祖立国之初在与辽、宋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渤海人杨朴，在太宗朝辅佐重臣完颜宗翰驻守中原、熙宗时入朝为太子少保、尚书左丞的渤海人高庆裔，随完颜宗弼征战金宋战场、屡立战功的大将韩常等人，都未立传。即便是已经立传的女真大臣的事迹，也是重军事轻政务，如谙班勃极烈杲（斜也）、国伦忽鲁勃极烈宗干，在太宗朝主要从事建设金朝国家制度的工作，元朝史官仅在本传的《赞》中曰：“金议礼制度，班爵禄，正刑法，治历明时，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干经始之功多矣。”具体事迹却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有些偏颇和缺憾。

其二，记述史事存在一定数量的错乱和误差。（1）有将同样的事迹分别记入两位同名人的传记中的现象。例如，《完颜昌传》记载，天会四年，“挞懒、阿里刮破宋兵二万于杞，覆其三营……遂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挞懒为完颜昌的女真本名。同样的事迹，又见于《挞懒传》，二者必有一误。（2）有记述内容矛盾的现象。例如，《世纪补》有“宗翰请立熙宗，宗翰不敢违”之语，语义不通，两个“宗翰”必有一误。又如，《百官志》统军司条下小注为“河南、山东、陕西、益都”，益都为山东东路的路治所在地，“山东”与“益都”两地必有一误。（3）有叙事错乱的现象。例如，《太宗纪》载天会七年五月，“拔离速等袭宋主于扬州”；八年七月以后，以右副元帅宗辅往征陜西。卷一九《世纪补》同。然《乌延蒲卢浑传》则载：“睿宗为右辅元帅，已定关、陕……及宋主在扬州，蒲卢浑与蒙适将万骑袭之，宋主已渡江，破其余兵。”显然，此处叙事颠倒错乱。（4）有纪、志、表、传内容不合的现象。例如，《宣宗纪》载贞佑二年五月，“上决意南迁，诏告国内。……壬午，车驾发中都”。《庄献太子传》则曰：“二年四月，宣宗迁汴。”（5）有元史官抄录金人文集失误的现象。金后期，文人传记“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例如，《李纯甫传》云：“《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父教’。”该传实抄自刘祁《归潜志》，略有删节。但“西方父教”，《归潜志》作“西方文教”。又如，《蔡珪传》云“作《南北史志》三十卷”，但元好问《中州集》作“六十卷”，苏天爵《滋溪文稿》亦作“六十卷”。此外，人名、官名亦见抄录有误之处。

其三，女真人名、地名的同名异译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完颜撒离喝又作撒离合、撒剌喝；乌林荅胡土又作兀林荅胡土、呼林荅胡土；耨碗温敦兀带又作耨碗温敦吾带、耨碗温敦乌带等。又如，女真皇室起源地的按出虎水，在《金史》中有多种写法：按出虎、安出虎、按出浒、安术虎、阿术浒。同名异译现象可能是史源不同所致，也可能是元代史官随意而为造成的。当然，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一些重要的女真将相的名字，经史官整理，在纪、传、志、表中基本采用这些女真人的汉名，仅在传记中说明其女真本名，如宗翰“本名粘没喝，汉语讹为粘罕”，宗望“本名斡鲁补，又作斡离不”，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朮，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们读史时可能出现的混乱。

《金史》是依据金代实录、官书、私著、碑文、宗谱以及金末元初金遗民的著述编纂而成，虽然存在一些疏漏错误，但瑕不掩瑜，它是研究金代历史最重要的史籍，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四《金史》的刊布与版本

《金史》修成后，元至正五年（）由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印造一百部。元至正初刻本，四周双边，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简称元刻本。元明之际，《金史》刻板散佚，原本印数不多的《金史》所剩无几。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刻本《金史》有甲、乙、丙、丁、戊五种，皆为残本。甲本存五十四卷，乙本存四十三卷，丙本存七卷，丁本存四卷，戊本仅一卷。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金史》一册三卷，均为残本，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金史》一册二卷，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元刻本《金史》一册，内有卷六十和卷七三，现存何处不明。中国国家图书馆五种元刻本不相重复的卷次共有八十七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元刻本可补一卷，总计八十八卷。

第二个刻本是明洪武年间的覆刻本。明初元刻本《金史》已经很少见，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甲戌，福建布政使司进《南唐书》《金史》、苏辙《古史》。初，上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令书坊刊行。至是，三书先成，进之”。此本是元刻本的覆刻本，左右双边，少量四周双边，其他与元刻本同，简称明覆刻本。

第三个刻本是明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以元刻本或明覆刻本为底本的刻本，左右双边，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简称南监本。明嘉靖七年（）十一月“锦衣卫千户沈麟奏请命官较勘歷代史书刋布天下”，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林文俊奏曰：“辽、金二史原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以“助教臣刘世龙校刋《史记》《前汉书》《辽史》《金史》”。此次校刊，“多是百余年旧板，蠧烂之余，匠人委难下手，或剜动一字牵连数十字，应手崩裂，以故板刻未甚模糊，文字尚可句读者，只得姑仍其旧，不敢轻动，而各史修补往往不得精致者，盖势固然，非敢惜费沿陋也”。《金史》是采用于吴下购得的旧板，板片损坏或字迹弥漫不清处有一定的修补，南监本对元刻本中的显误有一定的校正，却也新增一些问题，但与后世的版本相比讹误较少。明万历年间，对南监本进行一次局部修补，替换部分万历二十六年（）的修叶。清顺治十五年（），对南监本进行补修，《金史》凡原版的版心上象鼻保留“嘉靖八年刊”字样，凡修补页的版心象鼻均刻有“顺治十五年刊”字样，简称清南监本递修本。

第四个刻本是明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北京国子监以南监本为底本的刻本，左右双边，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简称北监本。明崇祯十二年（）重修之，“古字难读，悉遭改易”，清朝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王士祯“疏请重修经史刻板，得旨允行”。二十五年（），重刊北监本《金史》完成。北监本对南监本的错误有一定的校正，却也出现一批新的错讹。与南监本相比，北监本的异文数量明显增多。

第五个刻本是清乾隆四年（）武英殿以北监本为底本的刻本，左右双边，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题“乾隆四年校刊”。简称殿本。其后，乾隆认为《金史》中女真语人名、地名的音译，讹舛、鄙陋、失实者多，“因命儒臣按同文韵统例概行更录”，以满语对译女真语，作《钦定金史语解》十二卷。四库全书本《金史》即采用新改译的语汇。道光四年（），武英殿重新刊刻《金史》，同样采用《钦定金史语解》改译后的语汇，版式与殿本同，版心上方题“道光四年校刊”。由于人们已经习惯元刻本《金史》女真语的记录，改译语汇的殿本令人难记，为后世多不用。殿本对北监本的讹误有纠正也有继承，后者多于前者，而且乾隆、道光年间两次重新刊印又都出现一些新的错误。

第六个刻本是清同治十三年（）江苏书局以道光殿本为底本的刻本，左右双边，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五字。简称局本。在此之前，已有一定的校勘成果，加上江苏书局人员精校细勘，校正了以前殿本与之前刻本的一些讹误，但有些不属错误，不必改动之处，存在过度校勘的现象。虽当代学者多不看重局本，但就《金史》而言，局本有校勘价值。

第七个刻本是民国时期（年）商务印书馆由张元济主持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七十九卷（含目录二卷）与涵芬楼藏明覆刻本五十八卷为底本，以殿本为通校，参校南监本、北监本，间引施国祁《金史详校》，整理出版，称为百衲本。张元济校史慎之又慎，“每于异文是非，或取证本书，或旁稽他籍，所加案断，咸能识其乖违，正其舛讹，并究其致误之源”。百衲本以版本精善，校勘审慎，印刷精美而被业内称道。

当代《金史》最为流行的版本首推中华书局点校本，点校本最初由傅乐焕点校，然傅乐焕去世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由张政烺完成，由崔文印编辑整理，于年出版。之后曾进行挖改，多次印刷，为现代通行本。据点校本《金史》的《出版说明》，点校工作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并参考了残存《永乐大典》的有关部分。

以上诸版本中，清朝在刊刻《金史》的同时，又用力于校勘工作，乾隆殿本、四库全书本、道光殿本、同治局本皆在卷末附有“考证”。私人校勘《金史》成果最著者首推施国祁《金史详校》，其以二十余年的时间专攻《金史》校勘，以南监本为主，校得伪谬、衍脱、颠倒，诸处约四千余条。民国张元济《百衲本金史校勘记》以元刻本和明覆刻本为底本，出校两千余条。此外，尚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丁谦《金史外国传地理考证》、吴廷燮《金方镇年表》等诸种著作对《金史》校勘多有补益。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内外金史研究逐步深入，加之不断有金代碑刻墓志新出土，学界校勘《金史》的成果也屡屡刊出。近日，集上述校勘成果之大成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的修订本已经完成，即将出版。

编者注：此文原是作者为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修订本撰写的“前言”，应《南国学术》编辑部之邀，经改写后，发表于《南国学术》年第4期第—页。为方便手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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