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色中饿鬼rdquo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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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佛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汉奸的三重身份，见诸于文字的介绍评判汗牛充栋。近几年，关于他在抗日战争后期成为国民党军统卧底也有文提及。其实，周佛海除了上述几种身份外，如果再替他认真梳理一下，吓人一跳：生在中国近现代民国乱世的周佛海其人，乃变化无常之第一千面人也。
01
年周佛海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东乡杨树井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小名福海。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不安分的青年”，对政治格外留心。
后来，周佛海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周佛海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留学的待遇。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一年之后，预科毕业，周佛海被分配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在功课之余，他专门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将其翻译的《社会主义概论》一书寄往上海中华书店出版。他还写了多篇介绍马列学说的文章，在上海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回沅陵省母期间，在上海由张东荪介绍结识了陈独秀，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年7月，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日本留学生代表，从日本鹿儿岛登上海轮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跟毛泽东一道，担任大会记录。中共“一大”选举中共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他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陈独秀没有返沪之前，中央局书记一职暂由留在上海的周佛海代理。
“一大”会议不久，周佛海回到日本，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由于他参加了中共“一大”，所以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担任他导师的曰籍教授也向他发出了警告，于是周佛海收敛言行，“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
年夏，周佛海从帝国大学毕业。这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次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部长的戴季陶写信给远在日本的周佛海，邀他回国一起工作。正在为毕业找工作而发愁的周佛海接到信后，大喜过望，立即带着妻儿回到了广州。戴季陶把周佛海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秘书，主管宣传部日常工作，每月薪水为元大洋。这么高的薪金是周佛海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没过多久，戴季陶又推荐周佛海当上了广东大学经济系的兼职教授，月薪块大洋。周佛海从一名穷学生，一下子成为国民党的官员、教授，欣喜之余，对戴季陶感激涕零。
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在社会上兼职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把其中一部分薪水拿出来交党费，用于解决党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周佛海是个很小气的人，尤其对钱看得很重。要他把白花花的大洋拿出来交党费，他可舍不得。况且他担任国民党的高官后，渐渐被物质生活的糜烂所腐，逐渐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改变了最初的信仰，他看准了国民党，觉得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在这样心态的驱使下，周佛海开始拒绝参加党的活动，还常常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
年9月，周佛海公开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广州区执委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亲自登门劝说周佛海，但周无动于衷。中共中央知道周佛海已无可救药。
02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很快就投入到了国民党的怀抱，追随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亦步亦趋，逐渐转向反共。他在报纸媒体撰写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公开宣称：“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诚党员，挞伐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一刻也松懈不得”，发誓与中共势不两立。
年9月，北伐大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成立，蒋介石兼任校长。因蒋不常在武汉，所以由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担任了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佩少将军衔。从此，周佛海便开始在国民党内走红。
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白色恐怖、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和迫害。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在南京另成立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此时的周佛海对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做法表示不满，遂向中央军校提出辞呈，辞去了军校秘书长与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年的武汉的革命气氛高涨，周佛海决定离开武汉前往南京，投靠蒋介石。在途中，他写了《逃出赤都武汉》一文，大骂共产党，并以此向蒋介石表忠心。
周佛海到了南京后，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大肆攻击起武汉汪精卫政府，大骂汪精卫不是个东西。就在周佛海大骂汪精卫之后没过多久，中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分共清党，宁汉合流，汪、蒋居然走到了一起。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再度合作，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管军事；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务。为了进一步巴结蒋介石，周佛海赶写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给蒋独揽党政军大权制造理论根据。蒋介石读了此书后十分高兴，将此书定为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必读课本。蒋介石也深谙周佛海的目的，于是委任周佛海种种要职。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周佛海又主动接近汪精卫，处处讨好这个自己曾经大骂的人。
03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紧接着日本侵略者于8月进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间，力主避战求和，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精心策划并竭力鼓动汪精卫说服蒋介石停战议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准备外交接洽”。不仅如此，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研究）组长的周佛海，在全国军民全面奋起抗战之际，竟然组织反对抗战团体，即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员可谓“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上述人士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也就是不放弃任何对日本求和的机遇。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主人的话，那么汪精卫实质上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
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周佛海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在这之后，周佛海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往来于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协商和谈条件。后来，在汪精卫的指派下，梅思平也投入到这一活动中。经过接触与谈判，梅思平与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人密签了《重光堂l办议》。紧接着，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策划了叛逃的阴谋。
年12月5日，周佛海按预定计划，由重庆飞往昆明打前战。在此之前，他已将妻儿安排去了香港。年12月18日上午，汪精卫夫妇离开重庆，飞到昆明。周佛海登上飞机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降日。年7月，重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周佛海的党籍；8月，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
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周佛海虽然任行政院副院长，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他不仅身兼财政部长，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而且还兼警政部长，直接掌握着汪伪政权的特务、警察机构。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周佛海积极参与汪逆勾结日寇，其中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活动，也多由他亲自负责，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周佛海不仅深得汪精卫的信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宠信，日本天皇曾授予周佛海一等旭日大绥章。
周佛海手中还掌握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税警总团，抗战期间，这支税警总团曾多次与新四军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力量。此时的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身兼数职，大权在握，好不得意。他在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04
周佛海当汉奸，但也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条道走到黑。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
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
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重庆方面的“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虽然主观上是“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的将来留一条后路，但客观上也加速了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灭亡。
05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周佛海进行了策反。抗战期间，潘汉年到上海主持我党地下情报工作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利用”的方针，潘汉年的情报网络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
对于周佛海这样的人物，潘汉年采取了严加防范与争取利用相结合，尽可能为我所用。年春夏之间，潘汉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陪同下，在南京会见了周佛海。这次会见之后，潘汉年又在上海“76号”内与周佛海、李士群见了几次面。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他名义上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实际上是受潘汉年指导。他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的关系，与周联络。周亦称他为“老友”。张此后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
此外，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他们。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
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任立即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潘汉年得到该电报内容，立即上报了延安。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国民党蒋介石一方大为震惊。
06
个人生活方面，好色是周佛海的一大特色。他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还经常光顾妓院，染上了花柳病。
周佛海是色中饿鬼，时人称他是“一只在女人丛中飞翔翩跹的风筝”。而这放风筝的持线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杨淑慧。
周佛海16岁时，母亲帮他包办了一门婚事，女方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峙人，叫郑妹，比周佛海大3岁。郑妹长相俏丽出众，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因家教好也略通文字，且两家世代联姻。结婚一年，夫妻感情还不错，郑妹先后为周佛海生下了一女一男。
年暑假，周佛海在上海与杨淑慧相识，遂喜新厌旧，一封休书休掉了老家发妻。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从日本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再次见到杨淑慧，并直接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父母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同居。杨淑慧从此与父母中断联系，直到她与周佛海第一个孩子在日本出生，她的父亲才同她通上信。
年10月2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叫周幼海（抗日战争后期秘密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年后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长）。周佛海从日本回国后，成为国民党的中坚力量，生活上一天比一天糜烂，要不是杨淑慧“管教”很“严”，周佛海在这方面恐怕就更难让人想象了。
周佛海虽然对杨淑慧的感情不错，但生活中仍然常常出现第三者。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时，在南京就常常与一个叫陈曼秋的女人鬼混。
周佛海与杨淑慧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是因为筱玲红（又名“小伶红”）。早在年4、5月，汪伪特工总部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他请来京剧名角十七八岁的“小伶红”，周佛海与“小伶红”一见倾心，立即勾搭在一起。周佛海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
杨淑慧探悉此事后大发雌威，她叫来许多人拎着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将孙曜东弄得满身粪汁，狼狈不堪。“小伶红”被吓得脸色刷白，在地上磕头求饶。“小伶红”还为周佛海生了个女儿。
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他独自到日本东京治病，又和日本护士金田幸子搭上了，并干脆立其为侧室，还生了个女儿，名叫白石和子。除了在外包养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顾的地方。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是一个颇上档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里的常客。有张小报曾登过周佛海的一段艳事：有个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给她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当时的坊间传为笑谈。
07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把那些汉奸，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吓得汉奸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周佛海是伪财政部长、银行总裁，戴笠想从周佛海身上捞一大批金银财宝，就口蜜腹剑满面笑容地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上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年9月30日，战战兢兢的周佛海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住在戴笠的私宅白公馆。实际上周佛海被戴笠“软禁了”。
戴笠得到了周佛海的“孝敬”，周佛海也暂时获得了戴笠的“保护”。但不久蒋介石包庇周佛海的行为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命令戴笠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
年11月７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生。”杨淑慧得知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四方奔走，找到戴笠，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周佛海当年的老朋友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项下，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周佛海“特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
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之后在监狱中度日，他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后来引起多种并发症。因在狱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周佛海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情绪也一天比一天坏。杨淑慧为了让周佛海保外就医，曾请大律师章士钊给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写信，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周佛海保外就医。谢冠生看过章士钊的信，断然拒绝道：“我这个司法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这个案子太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
周佛海的病情日益严重，杨淑慧请求监狱长改善周在监狱内的生活条件。经杨淑慧再三请求，监狱长同意撤去了看守监视，由杨淑慧在外面雇请护理人员进来，进行24小时看护。这时，周佛海已病人膏盲，全身肌肉销尽，形销骨立。周佛海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将近一年。在死前一两个月，他不能睡、不能坐，只能将被褥高高叠起，伏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特别是最后38天，病痛折磨他不断惨呼、嚎叫，痛苦万状。有人说这就是天谴，活着比绑赴法场一枪毙命还要难过痛苦。
年2月28日，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一阵哀嚎过后，油尽灯灭，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卖国求荣、肮脏罪恶的一生，时年51岁。
周佛海死后，他的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杨淑慧用一口楠木棺材为周装殓。年清明，杨淑慧带着儿子周幼海等亲属和几名周佛海过去的贴身副官，将周佛海的棺木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方，找到了一个穴位，将周佛海草草地埋葬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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