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因文学而起的美好遇见

莫言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读者内心情感深处的奥秘?王安忆为何选择在作品中删繁就简,弃“文”归“朴”?故乡对于贾平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行超用10年的时间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并将对13位当代文学名家的访谈内容汇编成《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以对话的形式引导读者轻盈地步入当代文学。通过回溯访谈场景,行超记录下属于作家与作品的重要文学时刻。那些在文学史上各有千秋的文学名家,在与她的对话中,透露出对无穷远方和无数人们的爱,书写着文学的“真正洁白”。“我希望通过访谈这样相对轻松的方式,让更多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能够因此对其中某些作品产生兴趣,那就更好了。”行超说。10年文学“报信人”,代替普通读者发问年,刚刚硕士毕业的行超进入《文艺报》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些曾经在课堂和书籍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一一出现在了她的身边。“通过文字这道特殊的电波,我一面跟随作家进入他们所创造的万千世界,一面逆流而上,尝试走进不同作家的个体精神世界。”收录在书中的13篇访谈,有在报社旁边的咖啡馆里,有在作家的住所、书房、办公室里,还有通过网络得以达成。每次采访,行超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问题,比如对作家作品不熟悉、采访对象不好约、采访计划临时有变等。“这是做记者的常态,不能算是困难,一一处理、解决就是了。”10年的访谈,对行超而言,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学习到了什么,而是忘记了什么,或者说是重新认识了什么。她在工作中逐渐发现,这些作家其实都是非常多样的,他们的创作以及对于文学和生活的理解都有着多种面向,比如“乡土文学”作家也很感兴趣“后现代”,“类型文学”作家反而很“传统”,这些特征是很难被某一个文学概念所概括的。“通过与作家一对一的交流,我不断反思自己此前对他们过于单一的、简单化与标签式的想象,渐渐形成了比较复杂也比较立体的认识,或许这也是我的私人文学史吧。”在行超看来,做一次文学访谈的工作量要比写一篇文学评论大得多,文学访谈不仅是作家的自我表达,更能看出提问者的文学观、艺术观,以及他/她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判断。“文学界有很多比我更资深、更优秀的记者,他们通过报道、访谈等方式,把许多作家作品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借用何平老师的说法——他们是文学‘报信人’。”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有本著名的评论文集叫作《普通读者》,行超对其中观点深感共鸣。无论是做文学访谈还是做文学评论,“普通读者”的身份都应该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它会带给你最直观也是最真诚的艺术判断,在此基础上的文本细读、理论阐释才有意义。“我最大限度地相信作为‘普通读者’的直觉,每一次提问,我都希望是代替普通读者发问;每次作文学评论,我都希望那不只是过于专业化的、看似高深实则无效的文字空转。”深入13位名作家,浸染时代与生活之“气”在为这本访谈录整理书稿时,行超心中默默定下了一个小小的定位,“我希望这是一本所有读者都愿意读的书,而不仅是所谓的文学圈内的游戏。”基于这个定位,她对10年间的稿件进行了筛选,整体考量了纳入其中的作家年龄、代际以及他们主要的写作方向、作品类型、题材等。比如在年龄上,书中年纪最长的王蒙今年已经接近90岁高龄,最年轻的张悦然则是80后作家。在行超看来,年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更承载着复杂的历史意义。书中的13位作家从30后到50后、60后、70后、80后,他们的作品、他们在访谈中的种种表达,体现出不同时代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审美观、价值观,而他们彼此之间的微妙差异,更折射了几十年社会变革所带给人们的观念变化。在访谈录中,王安忆的访谈篇幅是全书最短的,但对于行超来说,那次访谈却是感到压力最大的一次。许多作家在文学史上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位,而这其实就是观察作家的入口,也往往是访谈得以展开的入口。但是在王安忆身上,这个方法却完全失效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女性主义、海派小说……关于她的所有定义,都不过是她整个写作生涯的冰山一角。“在我心中,王安忆是一个反对‘定义’的作家,也是一个不断突破‘定义’的作家。在这篇访谈中,即便我努力不以‘定义’的方式去理解她,但依旧感受到作家无处不在的反抗——‘我不用沪语写作’‘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不能以性别论’……我非常喜欢这种‘怼’,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王安忆老师,也是我之所以崇敬她的原因所在。”除了王安忆突出的“反定义”式创作,贾平凹的生活化创作也同样引起了行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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