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厂长能办到的事,中国厂长为何办不到记

年11月1日清晨，武汉柴油机厂的职工们陆陆续续到工厂开始上班了，有职工看到了工厂宣告栏上张贴了新的通知，大家都围上去有什么新通知。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上面赫然写着：经武汉市委领导一致决议，聘用外籍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

威尔纳·格里希

这一消息让大家震惊万分，换新厂长？还是外国人？老外怎么懂管理中国的工厂？大家在震惊之余都不相信这个消息，毕竟这种事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然而当格里希的厂长就职仪式开始后，大家才明白这件事竟然是真的。这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国人都还是极少见的，更何况还在中国当厂长。那这个能当厂长的格里希究竟有什么来头？他当了厂长后，工厂的命运又该走向何方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新中国第一任“洋厂长”的故事。

说起这位洋厂长，那就不得不提到在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的《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谈话，邓爷爷是这样说的：“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我们可以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改革建设，不要怕多花钱，一定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的还不够。”

改革开放

其实早在邓爷爷发表这篇讲话之前，我们国家曾多次派遣考察团出国考察，联邦德国是主要的考察对象之一。在邓爷爷的这篇讲话之后，我国也积极与联邦德国联系，过了5个月，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便开始向中国派遣退休专家，格里希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年8月来到了中国武汉。

格里希是德国发动机和铁芯技术专家，年时他65岁刚刚退休。闲不下来的他加入了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找点事做，没想到直接给他安排了来中国的差事，他也欣然接受了。

到了中国武汉之后，他来到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说起武汉柴油机厂，那可是有着辉煌的历史，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就诞生在这里，一直以来都是武汉市的重点企业。

机械厂

不过当改革开放之后，取消了计划生产，武汉柴油机厂便开始走下坡路，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不尽如人意、缺乏市场竞争力，工厂的亏损高达万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格里希才被派到了武柴，借助这个外国专家为武柴提出整改建议。

年9月，武柴的职工们经常能看见一个高个外国老头，穿梭在工厂的各个车间里，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不时的在上面写写画画。刚开始大家还有些好奇，不过见他没有干预员工的工作，大家也都没管他。

其实格里希在本上写写画画，是在详细地记录每个车间存在的缺陷。例如车间机油循环系统污染严重、质检员的量具精度不够、产品随意摆放、车间见不到负责人等等。

可以说，武柴的所有方面在格里希看来都是不合格的。在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之后，格里希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专门写了一篇十万多字的咨询意见，向工厂领导提出了多条合理建议，为此他更是认真编写了《关于整顿武汉柴油机厂的计划方案》，严格规划了工厂运行规范。

当他满怀信心地将这些提交给工厂后，他认为自己的这些建议即使不能完全采纳，也可以让武柴恢复生机。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格里希的反映始终是石沉大海——不见声响，他显得非常焦急：“我来这里可不是消磨时间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如果是我当厂长，一定会改变这个厂的现状。”

格里希在中午吃饭时，自己嘟囔了几句话，不过这几句话被他的翻译听见了。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翻译立即将格里希的这句话向当时的武汉市市长吴官正汇报了。

吴官正听完后陷入了沉思，不一会儿，吴官正做出了决定，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大胆的决定：聘请格里希为厂长，给他职位和权利。吴官正在做完这个决定后，立马去找市委书记商量此事了。

为何吴官正敢做出这样大胆的决定呢？原来是在年5月21日，武汉市经中央批复，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改革试点省会城市。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没有过外国人参与的先例，吴官正这一决定若是有效还好说，若是失败了他难辞其咎。

格里希

年11月1日，格里希正式受命上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职位。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国有企业让外国人当厂长全国人民都在议论这个事，吴官正心里有些没底。国务委员张劲夫知晓此事后，十分赞赏武汉这大胆的一步，不过其他国有企业就有些不一样的声音：“他是格里（西）希，我就是格里东，我就要东风压西风。外国人当厂长，就是瞎指挥！”

大家对这个洋厂长都不看好，格里希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做出成绩，让大家心服口服。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格里希就烧在了质检部门上，这是导致产品质量差的致命因素。

其实格里希在上任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武柴铸件车间的报废率竟然高达40%，而常州、无锡的兄弟工厂报废率只有7%。造成如此高的报废率的主要原因就是铸件车间的质检形同虚设，员工使用的精度差误差很大，总装不按图纸施工，成品污染脏污竟高达0多毫克，严重耗损柴油机的使用寿命。

质检部门检查不严，精密量具、质检仪器只放在计量室中吃灰，有些甚至放了2年之久。而质检人员的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大部分都是被塞进来的关系户，他们甚至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用。更让格里希忍受不了的是质检科的科长不会做精细测量工作、工厂总工程师竟然从没去过车间。

半个月后，在11月15日格里希辞退了这两人，震惊了全厂所有人。而在格里希的工作日志里，他写道：“这两人的专业知识与他们的职位严重不匹配，我观察了他们工作14天，可结果很不满意，我也不得不辞退他们。”

而在辞退了工厂总工程师之后，经过了4天，格里希又做了一个决定：质检部门由厂长直接领导，质检人员也由厂长亲自挑选，配备红色工作服，标准的测量工具、吸铁石、白手套。

大家可能不明白吸铁石和白手套有什么用，其实吸铁石是用来检测机器中是否有铁屑，白手套检查机器是否清洁。只有做到机器清洁，制作的产品才能有质量保障。

为了发挥出质检部门最大的作用，格里希亲自带着质检人员下车间检查，他也要求所有的流程都必须按照规范进行。一次，格里希在总装车间检查时，发现成品柴油机上的固定水箱的螺纹孔被转穿了，这可能导致柴油机在运行中发动机进水，是十分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

于是格里希立即叫停了这批产品的生产，并全部检查所有成品柴油机，最终在拿出了让格里希满意的补救方案后，这批产品才得以出厂销售。

在经过这一次产品事故后，所有人再也不敢马虎，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流程进行生产。一年之后的武柴，铸铁报废率从最高40%降低到5%以下，柴油机的使用寿命从之前的1小时增长到小时。

而格里希的第二把火烧到了分配制度上。武柴在格里希上任前，一共拥有近名员工，而格里希在真实考量后，认为工厂只需要人左右就足够了，而这多出的多人对于武柴来说是臃肿的。

在整顿质检部门时，格里希发现工厂有许多是通过关系走后门进来的，又或者是某些领导的亲戚朋友挂名，光吃饷不干活。同时也有许多工人消极怠工，只拿报到工资。

这种情况在格里希看来，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而这一切的来源都是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的。若是将这些人全部辞退并不现实，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社会和国情，格里希决定采取一种全新的制度改变这一现象。

于是在年12月4号，格里希召开了全厂会议，宣布：“自明天起，工厂将严格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工资方案，有能力的人理应得到更多的报酬，年轻人的晋升不再依据资历，而是依据能力决定。当然，有人升那就有人会降，调整工资比可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而且所有员工每隔两个月就要进行一次考核，而你的工资将由考核结果决定。”

工资制度的变更，让所有人都开始为自己考虑，能做出多少东西，就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不再像以前一样死工资，员工们的积极性全部被调动了起来，工厂的效率逐渐高了起来。

仅在一年之后，武柴的生产额从年前的1.83万台飙升到6万台。产品质量的过硬也让武柴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那一时间，武柴的产品远销东南亚7个国家。

武柴也从曾经每年亏损万摇身一变成为年盈利万元，工厂开始盈利，员工也全都有了活干，格里希保住了那些人的工作，让他们产生了应有的价值，也为中国的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而武柴能够有如此转变的当然还有格里希的第三把火，这第三把火，格里希将它烧到了工作纪律上。在改革开放后，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的经验借鉴。

武柴在改革初期并没有想着要争先创新改革，反而选择借鉴其他工厂的改革模式，这也造成了从领导阶级到底层员工全部都消极怠慢，没有丝毫的纪律和责任。

格里希在之前曾统计过，武柴的员工大部分都存在晚到早退的现象，每人每天至少要少干70分钟的工作。全厂的人累积起来每个月就浪费了00个小时，每年就是60万个小时。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更是白白浪费的国家资源。

工厂工人

格里希在发现这种情况后，第一步就是紧抓上班纪律。他规定工厂必须按照8小时工作制执行，要严格遵守上班时间。早上7点上班，不是说7点进厂，而是7点就要开动机器生产。

为了让所有人都有严格遵守时间的观念，格里希在制定上班时间后。每天早早地就来到工厂大门口，亲自监督员工考勤，严厉处罚不守厂规职工的工资，改变员工敷衍的工作态度。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自监督后，几乎很少有人再迟到了，格里希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保卫科门卫处。

下一步，格里希开始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格里希刚接手时，许多员工都存在着磨洋工的行为，早上开工已经很久了，竟然还有人在吃早饭；中午还没到，就有女同志早早地在食堂等待；更有甚者上班看小说、睡大觉。

没有职业道德、缺少劳动纪律，这样的工人怎么能造出好的产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工作态度，格里希也找出了病灶——那就是工厂领导层的不作为。车间主任不下车间，工厂干部全都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聊天，极少有人在意工厂的产能、效益。干部的懒散也让员工们上行下效，逐渐缺失了工作的动力，这是武柴的蛀病，也是走向灭亡的前兆。

格里希决定要改变这一现状，当了厂长就要担起应有的责任。于是格里希先是召开了工厂中层干部和技术人员会议，在会上，格里希痛心疾首地说道：“工作态度一定要端正，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之前大家的懒散问题我就不追究了，但这次会议过后，大家必须要遵守工作规定。厂长要第一个到工厂，车间主任要第一个到车间。做不到的，我有权解雇他。”

工厂工人

格里希的一番训斥，让大家都不敢说话，格里希也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了。于是又苦口婆心地说：“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我这样拼命干，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大可以回到德国，享受退休生活。我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家庭、孩子。大家也不希望工厂变成这个样子，只有认真的工作，才能带来改变，才会有希望。”

格里希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谁都不愿看到曾经辉煌的武柴沦落到如此破败的景象，一个外人都能这样拼命，自己又为何如此懈怠呢？难道中国人就不如外国人吗？绝对不是的。

会议过后，大家心理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干部们开始主动来到车间，监管工作纪律，扫除工作上懒散的态度。对于不听劝阻，依旧懒散的员工，轻则处以罚金，重则开除职务。

一个月过后，武柴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员工有干劲、工厂有效率、生产有保障，武柴让格里希给医活了。武柴的变化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曾经对这个洋厂长充满质疑，到现在的刮目相看，没有人再怀疑外国人瞎指挥。

大家不再讨论外国人当中国厂长的稀奇事了，转而讨论起了外国厂长带来的改变，为何一个外国人就能让中国的工厂起死回生呢？他外国人可以，我们中国人就不可以吗？

在年1月，有一名武汉工人给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写了一封信，这名工人在信中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外国厂长能办到的事，中国厂长为何办不到？

这位工人着重的讲述了工厂领导只待在办公室，一张报纸、一杯茶就是一天，遇到问题相互推诿，只图安逸。如此这样，我国的改革岂不是成为一句空话？而在信件的最后，工人写道：“市长同志若是认可我的建议，还请将这封信登报发表，让大家也提出意见和建议。”

于是在1月6日，《长江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这封信，后面还有市长的回信：这个建议提得好。报纸刊登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个讨论中，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洋厂长能够治理好中国工厂，主要归功于他的从严治厂。

现在越来越多的工厂职工结构趋向于亲属化、家族化，处罚一个员工，往往还要考虑他的家族因素，这是中国工厂在改革摸索中最大的障碍。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讨论，报社还特意在报纸上新开了一个栏目“为什么严不起来”。

因为格里希的出现，武汉市人民在工厂改革上的热情全都调动了起来，也吸引了国内其他工厂前来学习，曾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现在改革学武柴。

年初，格里希担任武柴厂厂长已经一年多了。为了让工厂能够长远地发展下去，他编写了一篇26万余字的企业管理改革方案，规范了工厂的管理条例，并成为了以后其他工厂改革的参考对象。

在武柴的产品越来越好后，格里希开始将目光望向了国外。在格里希的奔走之下，武柴的产品直接出口东南亚7个国家，甚至还出口到了他的老家联邦德国。为工厂创造外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被授予荣誉市民

而能让武柴的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他联系国外的先进公司授权合作，武柴生产了更先进的柴油机。在格里希的高效管理下，年盈利超过万元。工厂赚钱了，工人的工资也跟着上涨，武柴厂的职工们仅在一年之后工资平均上涨幅度就达到了40%，为了给员工谋求更多的福利，格里希直接建造了几栋宿舍楼。

一时之间，武柴成为了武汉市的改革门面，人人都以在武柴工作为荣。而格里希的贡献，国家和人民都看在眼里。年4月15日，武汉市政府授予格里希“荣誉市民”称号；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5次接见格里希，夸赞他在中国改革方面做出的深远影响。格里希也在年5月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权，成为武汉外籍人士的第一人。

时间来到了年11月1日，这位洋厂长的任期结束了。这一天，格里希缓缓地走出了武柴的工厂大门，全厂职工都出来欢送他。在格里希临走之前，他深情的望着武柴，想要记下它的模样。

格里希曾对他的翻译说：“武柴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个故乡，这两年的记忆是难以忘记的，当我最后一次走出武柴大门时，我是万分不舍的。就像是你的孩子长大了，你知道是时候放手了。”

格里希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找到了自己的路，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对于武柴来说，格里希时代或许是它最辉煌的时代。

年，洛阳拖拉机厂向武柴采购了一批柴油机，但发现所有机器全都检验不合格。年，东南亚国家向武柴订购一批产品，然而出口的产品质量却一塌糊涂，东南亚国家再也没有订购过武柴的产品。

年，它曾经的洋厂长格里希也恰好回到武柴重游故地，当格里希拿出他的法宝检查产品时，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不过此时的他已经74岁高龄，再也没有精力拼命了，武柴也在这一年开始出现亏损。年，武柴终于是走完最后一段路程，轰然倒塌了。

年，81岁的格里希再一次来到了中国武汉，他的身体越来越弱，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着。当接待他的车子从解放大道驶过宝丰路，他指着宝丰路的方向，念叨着“这是去我工厂的方向”，不过格里希不知道的是武柴已经破产倒闭了。

武汉解放大道

十几年过去了，格里希依旧记的很清楚，他从来都没有忘记。在这一次故地重游的最后一天，格里希执意要再看一看武柴。接待他的随行人员不忍让他看到武柴的破败而伤心，只好骗他说：工业区正在改造搬迁，那边过不去。

格里希也不再坚持，说等以后再来看看这里，然而这一次却是格里希最后一次来中国。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米尔豪森市去世了，再来武柴看一看成为了他最后的遗憾。

格里希离开了，可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年4月17日，格里希逝世两年后，武汉市制作了两尊格里希的铜像，一尊坐落在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另一尊赠送给了德国杜伊斯堡市。

格里希铜像

年，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了表彰那些在中国改革期间，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友人。中国将为10名外籍人士颁发“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威尔纳·格里希位列其中。

如今世界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获益，而中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其中除了像格里希这样的外国友人帮助外，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创新和改革。

借用钱学森的话作为结尾吧，“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当然不是，外国人能搞，中国人当然能搞，还能搞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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