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薇的悲剧生涯

民国女作家白薇长篇小说《悲剧生涯》表现出浓郁的“悲”情，其悲情成因有四种:白薇少女时期的“悲”情，是对于封建家长专制与封建婚姻制度的“悲愤”；情感生活的“悲”情，是对于女性在精神上与肉体上遭受男权社会不公平压迫的“悲哀”；白薇对于个人身世的“悲”情，体现白薇对于作为新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性别认知”的独特思考;白薇对于家国兴亡的“悲”情，即白薇对于家国兴衰的忧患。女作家此时期之“悲”，主要为国破家亡之“悲”，展现了作者追求崇高的社会与革命理想、在“重病”的体验中完成自身的生活与生命体悟。

《悲剧生涯》是白薇最具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对于研究白薇的创作历程、情感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白薇的“悲”情创作风格，特色鲜明地反映在具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悲剧生涯》中:白薇化身纯洁高傲的新女性“碧苇”，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书写真实自我经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断言，造成《悲剧生涯》女主人公碧苇“悲情”的原因，亦即是造成白薇“悲情”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悲剧生涯》的“悲”情包含少女时期反抗封建家长的悲愤、青年时期遭受爱情幻灭的悲哀、中年时期面临国破家亡境地的绝望与挣扎。这些“悲”情清晰地印证了女作家坎坷多艰的人生。

白薇时期之“悲”，主要为个人身世之“悲”，是对于封建家长专制与封建婚姻制度的“悲愤”地反抗。白薇原名黄彰，又叫黄鹂，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祖母赵翠兰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女兵，颇具抗争意识。白薇父亲黄晦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可谓是革命战士，然而黄晦虽为新时代知识分子，却对儿女教育和婚姻采取极为保守的态度。

阎纯德《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描述: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期间，白薇也无法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父母不断要求白薇终止求学，立即回家听候家族发落。白薇不愿自己的求学生涯就此中断，因此请同学帮助逃出学校。为阻止白薇出逃，父亲甚至要求校方封锁学校，最后白薇只能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从废弃厕所的排水通道匆忙逃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女作家过早地体会到了封建家庭对于人性的摧残。因此，白薇的作品自踏入文坛以来，似乎就带有与生俱来的“悲”情色彩。正如白薇在《悲剧生涯·序》当中所声称的那样，她的作品是“比暴风雨中的梨花更悲惨的事实，是地狱里苦痛的灵魂的呼声。”

白薇的作品把封建家长制特别是父权专制对于人性的摧残与对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有机融为一体，反映出作者少女时代所经受的悲愤、苦闷、失望之情。早期戏剧作品《琳丽》中，对社会人生的细腻洞察与对于人性百态的生动反映即已凸显。《琳丽》作为长篇小说《悲剧生涯》的雏形，作品中的悲剧色彩源于作者少女时期作为童养媳的不幸经历。据《悲剧生涯》描述，女主人公“苇”即白薇，在七岁时，即被母亲随手许诺给邻居当童养媳，作为童养媳的白薇不但要经受繁重体力劳动的煎熬，而且还要承受来自婆家的精神压迫。童养媳的生活对于白薇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白薇在婆家地位极其低下，每日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还备受家暴的摧残:丈夫几乎打瞎了她的眼睛，婆婆又咬断了她的脚筋，她的衣服被婆家人撕碎，她几乎要被婆家人用斧头杀害。白薇拼死逃回自家，却又遭受父亲的逼迫。

白薇为反抗父亲对自己私人生活的蛮横干预，先后远赴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不料父亲极其重视包办婚姻之名分，竟又来学校要求白薇暂停学业、回乡相夫教子。白薇只身逃往日本求学，考取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才勉强逃过一劫。

逃出封建家庭、在日本求学期间，为了维持生活、继续求学，白薇勤学苦读，先后做过女佣人及咖啡店服务生。在勤工俭学的同时，白薇还在学校中学习了生物学、历史学、教育学及心理学；同时白薇又自学了美学、宗教学及哲学课程。这些课程对白薇的思想及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之后，白薇决定以文学为武器，“解剖封建资本主义的黑暗，同时表白被压迫者的惨痛”。

对于早年的不幸经历，白薇曾意味深长地在《昨夜》中写道:“白薇的白字，我不是起颜色形容的意义。白=枉然=空，我是取枉然与空的意义……我是深深悲哀的命名。”白薇并没有迎来她所期盼的“自由生活”，在求学期间因经济上的穷苦而罹患风湿病、胃病、关节炎等疾病，又饱受欺压。这些悲惨而又曲折的遭遇最后都化成了女作家艺术创作的直接素材。她擦干身上的血和泪，拼命打破封建枷锁，过早地经受坎坷艰难的封建婚姻，使得她的情感“象爆发的火山，反抗的烈火冲冲地冒了出来”。在人生中最灿烂的花季，白薇活泼开朗的少女情怀被封建家长无情剥夺，白薇却毫不灰心，以顽强的毅力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受难的女性”。

年，白薇与著名诗人杨骚在日本相遇。因为有着相似的志向抱负及生活经历，二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并迅速陷入了热恋。《悲剧生涯》对白薇恋爱期间甜蜜生活进行了艺术化的描绘，小说中以杨骚为原型的男主人公“展”信誓旦旦:“我非常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爱你那艰苦奋斗的个性。因此，我的心灵也完全交给你。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找去最理想的女子。”小说中以白薇为原型的女孩“苇”含情脉脉:“你也是我发现的最清新、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你有流星一样美丽的光芒。”双方通过抒情、赞叹、表白、誓言，不仅表达了正值青春年华的男女主人公纯真、善良、美好、欢乐、兴奋的心情，而且还表露出女作家对当时的爱情最美好的回忆与追怀之情，从而进一步烘托出女作家热恋时期的幸福与甜蜜。纯洁无瑕的妙龄少女、真挚美好的爱情宣言，无一不在向读者展示女作家对这样美好的恋爱的憧憬与向往。然而，随后的爱情悲剧却给女作家造成了永久的心灵创伤。

父亲的逼婚、封建包办婚姻的摧残带给女作家的只有无尽的痛苦与恐怖，杨骚的关怀、平等自由的恋爱才能给予女作家真正的甜蜜与幸福。白薇对于杨骚的评价是:“我以为一天有他，我的精神就是活的，我的力量会十倍地充实起来。”

然而，白薇幸福的爱情生活并未持续多久，二人之间的情感投入并不是平等的，杨骚确是深爱着白薇，但这也丝毫不影响他爱慕其他女孩。咖啡店女服务生多情的媚眼、街尽头妙龄少女婀娜的身姿、邻居家青春女孩纯洁的倩影，这一切都成为诱引杨骚离开白薇的最初动因。杨骚是风流的诗人、多情的才子和滥情人，尽管白薇对杨骚的滥情深深地表示过不满，但杨骚却未曾作出丝毫的妥协与退让。白薇无原则与底线的包容，换取的却是杨骚变本加厉的伤害。《悲剧生涯》男主人公“展”的原型杨骚，抛弃女主人公“苇”，与一个寡妇“密斯黄”成双入对，作为白薇自身写照的“苇”言辞激愤地质问“展”为何如此滥情、无耻之尤，而“展”则出于男权主义思想云淡风轻地解释道:“你这人真不知趣!我为你写了这样美丽的诗，你还不够安慰吗?”面对爱人毫无道理的狡辩，女主人公终于愤怒了:“你底行为和你底诗是一致吗?你底行为是那样可怕，你给我的诗再美丽，我拿它有什么用?”然而女主人公面对现状却无能为力，———她的情感生活中不能没有展!于是苇只能悲哀地感叹自己的“堕落”“看着自己清白的人格，给人说:‘她太浪漫了!’‘她堕落了!’”

小说中白薇所化身的“苇”是迷茫而又痛苦的，当寡妇“密斯黄”转移恋爱目标移情别恋之后，男主人公“展”竟又辗转回到了“苇”的身边，面对爱人“展”的再次回归，作为女孩的“苇”充满了疑惑，而面对“苇”的疑虑，“展”却“怒不可当地高叫”了起来:“你这样疑心见鬼是自己讨苦吃的，你不知道我底心是多么纯洁，多么专心地在爱着你，你不了解我这点，就是根本不认识我底人格，你这样不认识我底人格，是多么使我伤心?……亏你还说爱我，爱我，你知道爱我吗?”或许是出于对挽回爱人的最后一点憧憬，或许是由于长期遭受父权压力的迫害，又或许是由于对爱情生活的迷惘与疑惑，女主人公“苇”面对爱人的“狠狠地做出高傲的姿态”，竟然对作为女性的自己产生了怀疑和悔恨，竟然“满眼泪光求他原谅地扑在他怀里”。女作家“苇”因自己的善良及纯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拜倒在男权主义之下。

在以白薇为原型的“苇”原谅“展”不久之后，“展”竟又在上海与有夫之妇的“红”纠缠不休，这种暧昧的关系又使女主人公产生了疑虑，“苇”欲寻觅爱人，希望他能够解释清楚，迎接她的却是爱人“冰冷的面孔”。女主人公“苇”惊讶而又失望地一言不发，但令“苇”始料未及的是，爱人不久后竟写来一封信责怪她“冷淡了他，看他这无名小卒不起”，甚至责怪“苇”因为嫉妒而偷窃了他的手稿。“展”将一身疾病传染给了女主人公，却又同时将二人爱情的破裂、情感的失衡的一切责任全部推给了女主人公，爱人传染的身体疾病给予女主人公巨大的肉体痛苦，而这封“满纸是辛辣的冤诬的长信”。给予女主人公更为巨大的精神创伤。

杨骚曾经对白薇说：“我最最爱的女子是就是你！但我要经验过一百个女人，然后疲惫残伤，憔悴得像一株从病室里搬出来的杨柳，永远倒在你怀中！你等着，三年后我一定来找你！”三年后，杨骚回来将花柳病传染给了白薇，白薇原谅了他，她和杨骚照了结婚照，准备结婚。然而，婚礼当天，杨骚没有出现，独留白薇一个人尴尬地应付酒席上的宾客。当杨骚再次要和白薇复合时，白薇拒绝了。

《悲剧生涯》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其体现了白薇个人情感历程与现代女性意识的结合，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映射出当时代的女性精神风貌。《悲剧生涯》借鉴日本“私小说”的文学表现手法，以自传体的笔法洞察历史人生，重新审视了红尘俗世中男女的感情与人性纠葛，表达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女性意识，具有极高的哲理思辨色彩与艺术审美意蕴。白薇以独特的艺术叙述揭示了现代中国女性情感悲剧的根本原因:男权主义对于女性的残酷迫害。白薇化身为纯洁坚韧的少女碧苇，以碧苇与威展长达十余年的情感经历为叙事线索，揭示了现代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之艰难。

白薇在小说中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最深层的悲哀:中国女性在“革命”与“抗争”的激烈环境中萌发女性意识并愤然觉醒、勇敢抗争，却又同在“革命”与“抗争”的激烈环境中饱受固有的男权主义摧残。男性大声疾呼的“女性独立”，由此看来却只能成为“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团结女性群体”的“空头支票”。而作为女性的苇，唯一的反抗方式只能是从肉体上折磨自己、完成对自身女性主义精神“凤凰涅槃”般的痛苦蜕变。女性正是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受害者，面对难以言说、欲说还休的情感重创，她们只能保持沉默，隐忍地承受着来自外在舆论的误解、指责、批判。中国女性的身世之悲，正是小说女主人公“苇”被人指责“堕落”而感到深深地悲哀的深层原因。小说内在的深刻女性主义思想，正体现于此。

白薇以个人的平凡视角，描绘社会激荡大环境下女性罹受疾病痛苦的创作初衷，揭示了构成小说《悲剧生涯》悲剧情感的重要因素:个人之悲。成为女兵、加入抗战队伍的理想因生理疾病原因而幻灭，是造成女作家个人身世之“悲”的根本原因。小说中作为女性革命者的女主人公苇，本身怀有一切革命者的伟大抱负与远大理想，甚至想成为一个“女兵”，然而却因生理之局限背负着爱情悲剧所遗留的身体痛苦。阅读长篇小说悲剧生涯的后半部分，最令人瞩目的是白薇作为女性革命者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独特洞察:“九一八事件唤起的民族精神，救亡运动，她几乎一件也不能参加，她像落在谷底的伤雁，离群渐渐千万里了，望着大群远去的影子，呆哑颤栗地哭笑不能。”

家国沦陷掀起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狂潮，苇却无能为力、丝毫不能加入到时代的斗争当中:无论是“民族精神”的崛起运动还是“救亡运动”，女作家因为身患重病的缘故，“几乎一件也不能参加”。女作家在这一部分运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被疾病缠身动弹不得的女主人公苇像是“落在谷底的伤雁”，完全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脱离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队伍后，白薇于是乎由此落后于时代的大潮，被整个奋起的民族抛于脑后，“离群渐渐千万里了”。白薇深深感受到自己脱离社会群体、欲奋争而无能为力。可是白薇却并未因此而沉沦颓靡、自暴自弃，她仍以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创作小说，并且如实描绘其作为历史亲历者时面对社会风云时的内心活动:这种真实反映当时代的现实生活、揭示女性情感遭受的背叛、精神经受的创伤的创作自觉，即是白薇创作《悲剧生涯》的最初创作动力。

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创作、出版的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由和平而动荡的转折点，也是女作家白薇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陆续沦陷，白薇的幸福爱情生活伴随着恋人抛弃、家国沦陷，就此截然中止。在不断奔走流浪的生活中，杨骚传染给白薇的各种疾病亦接踵而至。在此期间，白薇过着的是“含着凄泪，抱着痛楚，患着重病，人躺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的凄苦日子，然而作为胸怀家国天下的伟大女性，白薇却并没有就此沉沦。

“悲情”伴随着白薇的一生，“悲情”是女作家长篇小说《悲剧生涯》的最为鲜明的情感脉络，也是女作家白薇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白薇的长篇小说《悲剧生涯》自发表以来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让无数读者为其叹息。这正是由于《悲剧生涯》中的情感脉络曲折变化，且在大时代环境下富有独特深意。白薇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以不同的“悲情”充分反映不同的人生蕴涵，震撼人心、意味深长。因此，著名女作家安娥在评价白薇时提出:“白薇这个痛苦的名字，绝不会从正义的文艺史、革命的妇女运动史上把她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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